中醫藥治療肝癌雖然歷史悠久，但取得真正意義上的快速進展則是近半個世紀的事。20世紀50年代治療思路以破血消積為主;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大樣本的臨床觀察，但主要采用中藥治療，不主張進行放療、化療及對症治療;20世紀80年代以來，健脾益氣法治療肝癌的新思路得以推廣。近年來，中醫藥治療肝癌的思路則更開闊，方法更多，呈現出了一些新變化。
用藥范圍更廣
近年來學者們對肝癌的病因認識趨向一致，即肝癌屬本虛標實之證。本虛即氣血不足，正氣虧損，標實即邪氣內蘊，血瘀火毒。發病之初多為肝郁脾虛，氣血瘀滯，日久則氣郁化火，濕熱內生而致火毒內蘊，血瘀氣壅，痺阻不通，故見積塊、黃疸、鼓脹等症。晚期由於邪毒耗氣傷血，正氣大傷，多見肝腎陰虛，生風動血之症。
盡管病因基本明了，但由於癌毒變化多端，致使其病機十分復雜。如廣州中醫藥大學周岱翰教授認為：“肝癌的發病涉及肝、脾、腎三髒，但病機首重肝火燔灼。”北京中醫藥大學王沛教授提出“肝癌的基本病理特點為肝之體用失調，以及瘀、濕、邪毒的蘊結。”在肝癌發生、發展中，氣滯、痰飲、瘀血往往夾雜膠固，難分難解，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燥濕相混”、“寒熱膠結”是導致肝癌成為癌中之王的重要因素。
由於原發性肝癌中醫證候錯綜復雜，患者往往表現為復合證候的形式。有人就近20年來國內公開報道的2492例原發性肝癌辨證分型作了統計分析。發現肝癌的“臨床證型共有68個之多。”足以說明用某一兩種治法論治肝難以取得良好療效。
病機的復雜性使得臨床用藥范圍更加廣泛，治法也更有針對性。上海中醫藥大學陳德溯、方肇勤對1990～2000年國內公開發表的66篇中醫藥治療中晚期原發性肝癌的臨床報道進行了用藥頻率統計分析。發現中晚期原發性肝癌治療用藥中，健脾益氣、活血祛瘀、清熱解毒、清熱燥濕和補陰類的使用率較高。茯苓、白術、柴胡、八月札和黃芪等健脾理氣藥的使用頻率分別為79%、71%、71%、43%和43%;丹參、當歸、莪術、延胡索和郁金等活血祛瘀藥的使用頻率依次為86%、64%、64%、50%和50%;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蓮在氣滯血瘀、肝郁脾虛、肝腎陰虛證中的使用頻率分別為57%和36%、36%和29%、29%和14%，是常用的基本抗癌藥味;生地、丹皮、鱉甲、龜板和知母等滋補肝腎藥的使用頻率依次為71%、57%、50%、43%和43%。
角色轉為配角
實踐表明，中西醫結合可提高肝癌的治療效果，保證患者具有較好的生活質量。例如，廣州市中醫醫院李金昌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將106例原發性肝癌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其中單純介入組44例行化療藥灌注或化療性栓塞。綜合治療組(中藥+介入)62例，在介入治療的同期或前後服用中藥。其中氣滯血瘀型用膈下逐瘀湯;肝郁脾虛型用逍遙散;肝膽濕熱型用茵陳五苓散;陰虛內熱型用滋水清肝飲。結果發現，綜合治療組在肝區疼痛,疲乏無力，食欲不振的症狀改善方面，明顯優於單純介入組。兩組近期療效，綜合治療組顯著優於單純介入組。綜合治療組1年和2年生存率分別為242%和146%，單純介入組1年和2年生存率分別為136%和114%，(P>0.05)。說明綜合治療組能明顯改善臨床症狀，其近期療效和生存率比單純介入組有一定提高。
中藥在配合化療和介入治療充當配角時，發揮了減輕毒副反應的作用，在保證放、化療順利進行方面功不可沒。肝動脈栓塞化療已成為不宜手術切除病灶的肝癌患者之首選治療方法，但常出現發熱等副反應，廣州市中醫醫院盧秋紅用穿琥寧注射液治療肝癌肝動脈栓塞化療後發熱患者85例，取得較好療效，其中顯效21例，占25%，有效55例，占65%，無效9例，占10%，總有效率89%。經導管肝動脈栓塞(THAE)治療肝癌由於作用明顯，療效顯著，已在臨床上廣泛應用。但THAE可引起肝功能下降，加重肝硬變，導致肝功能衰竭而影響預後。
另外，寧波市第一醫院周建芳等應用甘利欣治療經THAE後50例肝癌患者，在恢復肝功能等方面取得滿意療效。
強調防治並重
中醫從來就講究“不治已病治未病”，對於肝癌來講，這也包括了防止手術後復發的問題。在腫瘤術後的很長時間內，患者均處於亞健康狀態，而中醫對於亞健康狀態的糾正思路廣，方法多，優勢明顯。近年來中醫藥治療研究轉向預防腫瘤術後復發，強調防治並重。
成都中醫藥大學李世傑等為探尋有效、安全、價格低廉的預防肝癌根治術後復發或第二肝癌發生的治療方法和藥物。采用前瞻性，雙盲對照法將40例肝癌根治術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服用小柴胡片，對照組服用安慰劑，治療12個月，追蹤觀察36個月。結果表明，治療組肝癌復發率及第二肝癌發生率，均低於對照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