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路有點長。狹窄，壓抑，胸悶。
不知道有多少人走過這條路，一樣帶著求生的渴望，腳步猶疑或者匆促，經過一個小賣部，摁下電梯，上四樓。
2015年1月19日一大早，電梯門在闫中身後關上了，暫時隔開了他和那些焦慮的面孔以及無法分辨的嘈雜。不遠處的大門口，進進出出的人流趟過蒼白喘息的汽車尾氣，闫中無暇他顧。上升的電梯帶他去的地方，也許是最後的希望。
這是中國最著名的肝病治療中心，北京，解放軍302醫院。國內首個“丙肝專家聯合門診”就在四樓，2012年2月開診。解放軍302醫院丙肝專家陳國鳳和香港專家廖家傑共同坐診。陳國風曾對外說，丙型肝炎是全球第二大病毒性肝炎，中國丙肝患者居世界首位，且呈逐年遞增態勢。
來自山西的闫中走出電梯，手裡拿著價值400元的就診號，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個號，醫生特別同意才得到的。接下來就是等待。一個小時後，闫中走進了診室。他感染上丙肝（丙型肝炎）病毒已經29年了。
丙肝，一種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主要經輸血、針刺、吸毒等渠道傳播。它可導致肝髒慢性炎症壞死和纖維化，部分患者可發展為肝硬化甚至肝細胞癌，被稱為“沉默的殺手”。與乙肝不同，丙肝目前尚無疫苗有效預防。
2014年12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通過郵件告訴經濟觀察報，根據其最新統計，全球有超過1.85億丙肝患者，每年會造成35萬人死亡。在中國，估計有800萬人感染了丙肝病毒，其中250萬患者需要治療。大多數丙肝患者並不知道自己已經感染了丙肝。
中國官方尚未公布國內丙肝患者的數量。2014年12月26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丙肝研究所所長魏來對經濟觀察報說，根據不同研究者的報告綜合判斷，中國的丙肝感染率為1%-1.2%。若據此推算，中國有約1500萬丙肝患者。
每年來解放軍302醫院尋診的丙肝患者中，少有人能夠像闫中這樣，知道並來到這個特需門診。來自香港的專家廖家傑，能夠幫助病人拿到一類國內還沒有上市的新藥。
與目前國內普遍治療丙肝的干擾素藥物不同，這類藥在美國、歐洲等地被臨床證明療效不凡。對於此前已經接受過干擾素藥物治療的丙肝患者而言，這類藥更大的吸引力還在於，它們幾乎沒有那些令病人痛不欲生的副作用。
但它們暫時還不能進入中國。根據中國藥監部門的進口藥物審批流程，進口藥物首先要申請進行國內的臨床試驗，通常情況下，臨床試驗需要完整的一個療程和觀察期。臨床試驗之後，藥監部門會派出專家進行評審。評審通過之後，還需要按照流程進行批准、上市、定價和納入醫保，每一個環節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一般情況下，進口新藥進入中國走完一個流程，順利的話至少要三四年，有的藥物需要七八年才能進入中國。有的醫生連大致時間也給不出，他們說，要好多年。
闫中等不起，丙肝病毒在他身上已經29年，他很可能錯過最後的治療窗口。這是一個很多生命都等不起的期限。
二
闫中在VIP診室裡呆了半小時。
這個診室和闫中去過的所有醫院診室都不同，看上去足有30平米，寬大的棕色實木辦公桌，候診區裡有一片天藍色皮沙發，但沒有一個人。這裡一塵不染，像是他老家太原市汾河上空難得一見的澄澈天空，讓人安心。他那件被磨出很多口子的藍色襯衣，讓人想到抽煙的人吐出的煙圈。
醫生告訴闫中，針對他的病情有三個治療方案，花費分別是54萬元、60萬元和100萬元，需要去香港進一步診療和買藥。
闫中甚至沒記住醫生給他提出的具體治療方案。他摸了摸已經磨毛的帽檐，“我不會考慮這些方案的，太貴了。雖然有醫保，為了治這個病我已經花了七八萬元，我的退休工資就一兩千元，承受不起。兒子們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小孫女剛上幼兒園，開支很大的。這個事我已經決定了，不能讓娃娃們為我的病硬著頭皮背債。”
這是闫中為數不多的選擇。2004年，一次體檢時他發現自己患上了丙肝，此時，丙肝病毒已經在他的體內存在了18年。近十年來，他輾轉多家醫院，打過小劑量的干擾素，但是干擾素對年過六旬的他效果並不好。
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0年發布的《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識要點》稱，國內外通用的標准治療方法是干擾素聯合利巴韋林抗病毒治療。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副院長、肝病研究所所長魏來表示，這種干擾素療法對不同人群的治療效果不同，如果患者人群對干擾素耐受（耐受，Tolerance，一種醫學表述。簡單理解是指，患者連續多次用藥後機體對藥物的反應性降低），且能夠打完全程治療，其治愈率一般在70%-75%。“如果不能耐受，效果沒那麼好，甚至就沒效果——因此而停藥，這就沒法算。”
根據魏來所在的研究所的臨床統計，大約有60%的丙肝患者能夠耐受干擾素。對於剩下的40%左右的患者，基本沒有適合的治療藥物。
但即便是耐受干擾素的患者也未必能夠承受這種療法。谷雨就是他們中的一位——在第二次接受干擾素加利巴韋林治療後，谷雨選擇了放棄。
谷雨，陝西人，56歲，有一個20多歲的漂亮女兒，曾經做過兩家跨國公司的高管，被檢查出感染丙肝病毒已經10年。他起初在北京地壇醫院接受干擾素治療。發燒、皮疹伴隨了第一年的治療過程，硬幣大小的皮疹陸續出現在他身上，他跑遍了全北京的醫院看皮膚科也沒有看好，當時醫生診斷為牛皮癬。後來停了干擾素才慢慢好起來。
2012年10月，谷雨因為治療後復發第二次接受干擾素加利巴韋林的治療。開始打干擾素之後，他覺得身體比以前更加疲勞，吃不下飯，經常剛吃完就想吐。治療期間，除非要喝水和上廁所，否則他都沒有離開沙發的欲望。谷雨堅持了八個月，瘦了20多斤。醫生怕干擾素再打下去要出事，谷雨因此放棄了治療。
醫生告訴谷雨，他的不良反應不是最嚴重的。有一位患者因為打干擾素，頭發都掉光了，還掉了四顆牙。還有一位病人，打了幾次干擾素之後就被120送往醫院，根本無法繼續下去。
很多繼續下去和沒能繼續下去的患者，在網上一個“丙肝吧”裡聚集了起來。2014年4月，谷雨在這裡了解到，自2013年底開始，市面上已經有了治療丙肝的口服新藥，治愈率在傳統的干擾素療法之上。
三
但是，中國大陸還沒有任何一家醫院和藥房出售這幾種新藥。在找到新藥之前，闫中和谷雨還有一線機會——以志願者的身份，參加國內醫院為其中幾個新藥在中國進行的臨床試驗。
谷雨找到了王艷斌。
王艷斌，副主任醫師。北京地壇醫院丙肝臨床試驗項目負責人。最近，在她的手機短信上，不斷湧進這樣的信息：
——“我是丙肝患者劉xx。試驗藥快開始了嗎？我現在愁得吃不下飯，整夜睡不著，頭發白了不少，擔心病毒量高得不敢去化驗，春節前不知道是否用得上藥？我知道您工作忙不敢去打擾，只敢發信息問一下。”
——“我叫薛xx，麻煩您一定把我挑選上。”
......
在中國，一些藥廠在臨床試驗申請被批准後，會選擇有臨床藥理試驗資質的醫院作為臨床研究中心，並根據藥廠提出的標准招募一定名額的患者參加臨床試驗。北京三甲醫院眾多，藥理基地建設更完善，臨床試驗的名額相對要多。地壇醫院、解放軍302醫院和佑安醫院等多家醫院，都曾在其肝病診區打出招募丙肝臨床研究試驗招募志願者的通告。通常每個醫院只能分到七八個名額，往往招募信息一公布，試驗名額就用完了。
這一次，招募信息還沒發布，王艷斌已經登記了50多位患者的信息。“有的病人經常發一些讓人很感動或者特別難受的短信。通過各種方式，希望打動醫生，讓他參加篩選。”她說，在坐診的時候，常有患者家屬想偷偷塞錢給她。
王艷斌非常能理解這些病人迫切的心情，她的手機裡存著不少患者的短信，目的就是如果病人真的符合臨床試驗要求，盡量讓他有機會參加。
據說，這樣的肝病臨床試驗志願者名額，中國只有100多個。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推算，全國丙肝患者被選上做試驗的幾率是八萬分之一。
谷雨沒能通過最終篩選。闫中在2014年三次報名新藥臨床試驗，也都落選了。
也有幸運的患者。今年54歲的王立得到了參與臨床試驗的機會。2012年4月，她被查出來感染了丙肝病毒。一個月後，王立開始在安貞醫院接受干擾素療法的治療。用干擾素之後，她的白細胞和中性粒細胞指數很低，醫生認為這樣下去非常危險，對她減了藥量。2013年9月12日王立停了藥。2014年1月再去檢查時，病毒量恢復到了最初的水平。
王立走訪過佑安醫院、傳染病醫院和地壇醫院等多家醫院的醫生，都說沒有辦法，她治療失敗是因為藥量不夠，病毒復發。佑安醫院曾建議王立換另一種長效干擾素派羅欣繼續治療，回想起當初打干擾素的痛苦，王立放棄了。
後來她獲知，如果再用干擾素治療，治療成功率會比初次使用低。
這時候，王立在網上看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在招募志願者進行丙肝新藥臨床試驗，這一次是口服藥物試驗，不需要打干擾素。王立先後兩次掛號，請求參加臨床試驗。2014年6月，王立接到人民醫院的電話，說有一個名額，問她願不願意進入試驗。她立刻答應了，盡管試驗要求她做一次肝穿檢測，對肝傷害很大，但王立覺得，這已經是她能得到的最好機會。
後來醫生說，王立的病因非常單純，只有丙肝這一種疾病，這是她最終入選的最大優勢。藥物試驗組有11-12個人，她最後一個進入藥物試驗組。
連續吃了24周的藥後，王立說，她已經可以獨自上街買菜做飯，照顧她三個月大的小孫女了。
四
走出解放軍302醫院VIP診室的第二天，闫中從一家小旅館裡退了房，帶著厚厚的一袋病歷資料回了太原老家。“總有看不好的病嘛。雖然得了這個病，也得生活”，他說。
失去了參與臨床藥物試驗機會的谷雨則與不少丙肝患者踏上了新的尋藥之路。谷雨似乎比闫中有更好的經濟基礎，但現在他們的處境並無差別：有新藥，但沒有人能得到。
這些新藥，2014年初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市場上，在實際治療中，它們也需要相互組合。由於還沒有進入中國，尚無中文名。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副院長、肝病研究所所長魏來說，到目前為止，美國藥監局和歐盟藥監局批准的用於丙肝治療的純口服的藥物，有三個使用方案，涉及大約7種新藥，但是對不同基因型用法不一樣。
比如對基因1型的患者，可以用施貴寶生產的 Daclatasvir加 Asunaprevir，這兩個藥一個是蛋白酶抑制劑，一個是NH5A抑制劑，有效率是80%-85%。第二個方案是吉利德生產的Sofosbuvir加Ledipasvir，分別是NS抑制劑和NS5A抑制劑，這種組合對基因1型的有效率是90%-95%。第三種是艾伯維公司的Viekira Pak（IBT450，IBT267加IBT333）加利巴韋林，這種組合的有效率為90%-95%。這三種方法都可以用於代償性肝硬化患者。
這些新藥的組合治療方案，都拋棄了干擾素，美國和歐洲臨床證明，新發明的新藥使用方案對丙肝病毒干預的有效率可以達到80%—95%。更重要的是，它們的副作用很小。而且不需注射，只需要口服。
世界衛生組織在郵件中稱，在中國，使用傳統的治療方式要求丙肝患者注射干擾素，在那些能夠耐受干擾素的患者中，有70%可以得到治愈。而新的口服DAA（直接作用抗病毒藥物，是目前國際最新丙肝藥物的通用方案）藥物的治愈率不低於90%。
但要獲得這種新藥，代價不菲。以吉利德生產的Sovaldi（即Sofosbuvir，音譯索菲布韋）為例，它在美國的售價是84000美元/療程（1000美元/片），折合人民幣近60萬元。
施貴寶Daclatasvir加Asunapre-vir組合，目前在日本的售價折合人民幣15.6萬元。吉利德的HARVONI，即Sofosbuvir加Ledipasvir的組合，治療基因1B型，2型、3型，售價9.4萬美元。艾伯維公司的ViekiraPak也於2014年12月在美國上市，售價8萬多美元。
對於高昂的定價，2014年12月21日，吉利德公司全球公共關系總監米歇爾對經濟觀察報稱：“我們相信Sovaldi的價格反映出這種藥物的價值。不像其他長周期或者不確定的治療方式，Sovaldi可以在短期減少丙肝的治療費用，長期顯著減少醫療系統的成本。為期12周的Sovaldi加注射利巴韋林實際上比傳統的治療方案花費要少，並且療程短、痛苦少、治愈率高。”
但能承受私人醫療高端服務的患者是少數。即便那些經濟能力好一點的患者，也常常因為怕拖累家庭而選擇放棄。谷雨的家人讓他去國外治療，但是谷雨拒絕了：“孩子還未成家，不能因為這個病給家裡造成更多的壓力。”
也許是鑒於中國丙肝患者的數量，這些跨國制藥公司在藥物沒有獲得美國藥監局批准之前就已經申請在中國上市的臨床試驗。
2013年8月，吉利德公司為So-valdi在中國申請臨床試驗，2014年12月26日獲批，有望在2015年上半年開始進行。施貴寶公司在2014年就開始了一項針對丙肝患者的小分子化合物治療的臨床試驗。2015年，還將有至少四個丙肝新藥的臨床試驗在中國進行。
這些已經進入臨床試驗的丙肝新藥何時能正式獲批進入中國，魏來和王艷斌都沒給出答案。
根據中國藥監部門的進口藥物審批流程，臨床試驗只是國外新藥進入中國的第一個程序，要走完所有的程序，有的耗時七八年。而此時，在國外，這種新藥的專利期可能已經過了一半。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負責新藥注冊的是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下屬的藥品審評中心（CDE），這個機構的正規編制是120人。這120人包括管理層的官員，有70多人負責審藥，包括中藥、西藥，以及毒理病理和臨床等等，負責審國外一類新藥的人並不多。
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的《2013年度藥品評審報告》顯示，2013年，藥品審評中心全年受理新注冊申請7529個，完成審評並呈送國家總局審批的審評任務4491個，其中批准2767個。2013年藥品審評中心受理量和完成量比較相差3038個，主要集中在化學藥品。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病研究所所長魏來說，“患者都很希望能采用口服新藥，我們醫生也很希望能夠引進這種藥物，讓患者有更多的治療選擇。”
五
谷雨和一些病友等不下去了。
2014年7月，谷雨起草了一份寫給國家藥監局副局長尹力的信，希望能讓治療丙肝的口服新藥盡早進入中國，他要把這封有一百多位丙肝患者簽名的信，親自交到國家藥監局。
谷雨和同去的另一個患者沒能進入藥監局。門衛告訴他，正常的程序是送到三公裡外的藥監局信訪辦。在信訪辦，谷雨拍下了工作人員簽收的照片。
兩個月後，國家藥監局審核司一位女辦事員打電話給谷雨，說信已收到，她代表官方給予回復。
這位官員說：“你們的信我們看了，感同身受，非常理解，但是我們沒有權力開這個口子讓醫藥直接進來。如果你們堅持使用新藥，有兩種途徑。第一，可以找衛計委。第二，如果你個人有這樣的需求，你可以申請三甲醫院，單獨為你進口這個藥。並且，想走這個特殊的申請渠道還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藥企必須提出申請。”
谷雨覺得兩個途徑都不可行。“我到三甲醫院問了，醫院說除非特別疑難的雜症，要救人命的時候，醫院會承擔風險去申請到國外購買這個藥。丙肝病人這麼多，很多人經濟很困難，醫院不會為某一批人進口這個藥——直接進口價格非常昂貴，病人也用不起。”
谷雨也咨詢了藥企，答復是：中國的丙肝患者是全世界最多的，所有藥廠都希望盡快進入這個市場。但是藥監局規定必須經過三期臨床才有可能。在谷雨眼中，也許還有一條路，原本能夠讓自己和其他患者更快一些拿到新藥。
1990年，美國、歐盟在布魯塞爾啟動了“人用藥品注冊技術規定國際協調會議”（簡稱ICH），試圖通過協調，為藥品研發和審批上市制定統一的國際性指導標准，加快新藥在世界范圍內的開發使用，滿足“安全、有效和質量可控”這三大原則，讓患者盡快用到新藥，避免重復臨床試驗。
這個協議的內容主要是，一家藥企如果做完了Ⅰ～Ⅲ期臨床試驗，得到幾個國家藥監部門的批准，別的國家就不需要重復做三期臨床試驗，可以直接審核批准。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加入了ICH，在亞洲，巴基斯坦、蒙古、中國澳門地區簽訂了這個協議，新藥在美國藥監局獲批2-3個月後，就可以在當地上市。
中國尚未加入ICH協議。這樣包括丙肝新藥在內，新研發的藥品都必須按照常規程序進行審批。
盡管審批流程有些漫長，但對中國來說藥品的安全性是首要的。
2014年12月下旬，經濟觀察報曾就新藥審批流程等問題致函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但截至發稿時，尚未得到回復。
解放軍302醫院的VIP門診是一個特殊渠道，但50萬元-100萬元的醫療費用，讓類似闫中那樣的諸多患者望而卻步。
據悉，中華醫學會肝病分會正在探討怎樣和澳門地區肝病協會合作，以幫助患者拿到新藥。魏來說：“我們會幫助病人准備相應材料到澳門去，這個工作正在探討過程中，估計春節前後能夠有一個辦法。”
六
谷雨不願意去香港治病，還有一個理由，他認為有花費更少的機會。
在因為丙肝聚集起來的“丙肝吧”和“丙肝新藥群”裡，許多患者商量著去印度買仿制藥。這在中國具有一定的法律風險。2015年1月10日，中國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被抓。起因是2014年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的名義，將陸勇公訴至沅江市法院。陸勇因患上白血病而購買印度的仿制藥，後來發展為國內患者代購。
2014年9月，吉利德公司和印度7家仿藥公司達成協議，授權生產吉利德生產的Sovaldi仿制藥。這些公司可以自主決定仿制藥的售價，不過需要根據銷售額支付給吉利德提成。根據公開信息，吉利德公司和印度的7家仿藥公司達成的協議規定，這些仿制藥可以向91個發展中國家銷售。
如果采用印度的仿藥治療丙肝，一個療程需要900美元，相當於在美國治療成本的大約1%，中國目前采用的干擾素療法的成本大約在7萬-8萬元人民幣。“我還是等等印度那邊的新藥，估計今年下半年就能出來了”谷雨說。
不過，中國不在雙方協議中規定的91個國家和地區之列。這意味著，即使將來吉利德公司獲准進入中國，其丙肝藥價格也可能是印度價格的約90倍。
在吉利德公司看來，中國已經不是發展中國家。吉利德執行副總裁GreggAlton在一份聲明中稱：“Sovaldi在印度的售價為300美元一瓶（28片），這是公司面對低收入國家的定價，與埃及政府協商的價格相似。我們希望與印度的合作者在當地生產藥物，更高的容量及持續的研發，將在後期使Sovaldi的售價進一步降低。”
吉利德針對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定價策略。吉利德全球公共關系總監米歇爾對經濟觀察報說，“最終價格將取決於每個國家的治療需求、醫療健康基礎設施，以及政府對擴大有效治療丙肝病毒療法的決心和承諾。”
印度藥企能夠得到仿制的權利，是因為印度一直執行“藥物強制許可制度”，該制度下，政府在特殊情況下可不經專利權人的同意，授予、許可其他企業使用某項專利。一般來說，西方國家昂貴藥品一經上市，印度制藥企業在本國專利法保護下就可以仿制同類產品。
上世紀70年代，印度政府根本就不承認西方國家藥品專利。直到2005年，作為與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的一部分，印度才開始恢復藥品專利保護。
2003年，世貿組織總理事會通過《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明確發展中成員國和最不發達成員國可在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時，比如艾滋病、瘧疾、肺結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時，不經專利權人同意，實施強制許可制度，生產、銷售和使用專利產品。
一位市場人士分析，對吉利德公司而言，與其讓印度仿藥堂而皇之地占領市場，不如有選擇地“授權”，至少還能拿到藥物的銷售提成。
但是在中國，《專利法》規定，在藥品的專利保護期內，中國醫藥公司不得生產相關“仿制藥”。雖然按照類似於印度的“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中國政府也可以出於保護“公共健康的目的”，在專利保護期內授權給中國一些藥企使用國外廠商的專利技術，生產相關仿制藥，但《專利法》頒布至今30年，中國未曾實施過一例“專利強制許可”。
2012年9月16日，聯合國發布了《千年發展目標差距問題工作者年度報告》，這份年報認為，仿制藥產業的發展，是第三世界國家提高衛生水平、改善民眾健康狀態的重要保證，並對印度等國加強生產低成本仿制藥的努力給予贊賞和肯定。
但在中國，只要未能獲得國家藥監局的批准，在國內市場公開銷售的藥品均為非法。如果谷雨們希望用到印度仿制藥，將可能面對走不出的法律困境。
而魏來也不鼓勵患者自己去國外購買藥物，“因為要由醫生判斷病人吃那種藥合適，而且在服藥過程中，醫生還要監測有無副作用，效果如何。”
七
谷雨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怎麼會患上丙肝呢？醫生問他的第一句話是：“有沒有輸過血？”谷雨回憶起1989年他做過心髒手術，輸了2000多毫升血。醫生說：“那就對了，你肯定是那時候感染的。那個年代輸血的人很多都感染了丙肝。”
闫中是1986年做手術輸血時感染的丙肝。王立也是，“我的丙肝應該是90年做手術輸血的時候感染的。”她回憶道。
還有其他十余位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的丙肝患者，也都是由於早年輸血而感染丙肝病毒的。一位北京患者25歲，2014年8月確診為丙肝，他認為感染唯一的可能是，他曾因為黃疸在醫院接受輸血治療，那是在1989年，那年他出生。
這是尋藥之路的源頭嗎？
現在，答案或許已經不重要了。他們不明就裡地從一個地方出發，經過十多年的未知未覺，然後被一張化驗單驚呆，開始踏上同一條狹窄、壓抑、無助甚至絕望的尋藥之旅。
世界衛生組織在回復給經濟觀察報的郵件中說，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丙肝病毒的傳播，通常是由於使用感染過的器械注射藥物、輸送未經篩選的血液和血液制品，以及重復使用未除菌的醫療器械比如注射器和針頭。丙肝也可以通過性傳染和母嬰傳染，但相對少見。
1993年以前，中國一些地方的血液中心和醫院在采血和輸血時，無法對血液進行丙肝檢測。那個年代，買賣血制品一度很普遍。沒有人知道，有多少賣血的人在采血時交叉感染了丙肝，又有多少攜帶丙肝病毒的血液在手術和輸血時進入了另外一些人的身體。
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肝硬化，可能面臨最後的治療窗口期。北京地壇醫院丙肝臨床試驗項目負責人、副主任醫師王艷斌說，丙肝通過治療可以完全治愈。但是錯過了治療時間，病情可能就很難挽回，尤其上世紀90年代之前輸血的病人。“如果他們現在不進行治療的話，可能就無藥可救”。
一位患者認為，“如果能夠用上新藥，能活10-20年沒有問題。要是用不上可能就完了。”
王艷斌說，丙肝畢竟是傳染病，把這部分病人治好後也會降低在社會傳播的危險。她在幾年前看過的一個病人，就診時已經肝硬化。他把丙肝傳染給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子。現在，他的妻兒通過打干擾素都已經治愈，但是他卻再也不用等待新藥在中國上市了。
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正在對這些丙肝患者提供免費幫助。2000年，上海設立了血液安全基金，給因輸血感染丙肝的患者每人6萬元補償——這種補償只限於：在上海市內輸血、在規定年限內被確診為丙肝並且未使用過其他血液制品的患者。在國內其他城市，也有因輸血感染丙肝，起訴醫院獲得賠償的先例。
在天津，一家公立醫院針對采用傳統治療方式的丙肝患者前48周免費打干擾素，之後的費用由自己負擔。
谷雨還是希望搏一把。他一直在和病友討論去印度購買仿制藥的可能路徑。
走出解放軍302醫院VIP診室的那一刻，闫中知道，他的尋藥之路只能走到這裡了，“反正我也活了60多年，無所謂了。”現在，闫中在太原的家中等待兩個兒子過年回家團聚。他希望自己能夠等到中國允許新藥進來，或者早日生產出類似的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