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尚不清楚，根據高發區流行病學調查，以下因素可能與肝癌流行有關。
(一)發病原因
HCC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未確定，可能與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有關，在世界任何地區都同樣發現，任何原因導致的慢性肝病都可能在肝癌發生和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流行病學和實驗研究均表明病毒性肝炎與原發性肝癌的發生有著特定的關系，目前比較明確的與肝癌有關系的病毒性肝炎有乙型、丙型和丁型3種。其中以乙型肝炎與肝癌關系最為密切，近年HBsAg陰性肝癌數增加與丙型肝炎有關，而前蘇聯則以丁型為多。我國肝癌患者中約90%有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背景。其他危險因素包括酒精性肝硬化、肝腺瘤、長期攝入黃曲霉素、其他類型的慢性活動性肝炎、Wilson病、酪氨酸血症和糖原累積病。近年來研究著重於乙型、丙型肝炎病毒、黃曲霉毒素B1和其他化學致癌物質。
1.肝硬化 任何肝硬化的病因都可伴發HCC。HCC常發生於肝硬化的基礎上，世界范圍內，大約70%的原發性肝癌發生於肝硬化基礎上。英國報告肝癌患者合並肝硬化的發生率為68%～74%，日本約占70%。死於肝硬化的患者，屍檢原發性肝癌的檢出率為12%至25%以上。我國1949～1979年500例屍檢肝癌的肝硬化合並率為84.6%。第二軍醫大學報告1102例手術切除的肝癌中，合並肝硬化者占85.2%，且全部為肝細胞癌，膽管細胞癌均無肝硬化。並不是所有類型的肝硬化患者都具有同樣的肝癌發生率。肝癌多發生於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的結節性肝硬化，而膽汁性、血吸蟲性、酒精性、淤血性肝硬化較少合並肝癌。國外報道死於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的患者，屍檢肝癌為3%，而死於HBsAg陽性的慢性活動性肝炎、肝硬化的患者，屍檢肝癌為40%以上。國內334例結節型肝硬化屍檢材料中，肝癌發現率為55.9%。早期的報道，肝癌合並肝硬化以大結節型為主，占73.6%，而第二軍醫大學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手術切除的1000例肝癌標本的研究顯示，肝硬化合並率為68%，並以小結節型肝硬化為主，占54.4%，混合型肝硬化占29.3%，大結節型肝硬化僅占16.3%。提示隨著對肝炎診治水平的提高，輕型肝炎較重型肝炎更為多見，前者以形成小結節肝硬化為主。
化學致癌物質的動物實驗研究顯示，再生結節是肝細胞向癌腫轉變的促進因子。酒精性肝硬化多屬小結節性，在戒酒後小結節漸轉變為大結節，癌變率亦隨著提高，支持了以上論點。其他原因所致的肝硬化，如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肝豆狀核變性、血色病及Budd-Chiari綜合征、自身免疫性慢性活動性肝炎，均可並發HCC。肝硬化癌變的機制目前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肝硬化本身就是一種癌前疾病，在沒有其他因素情況下，從增生、間變導致癌的形成;第二種解釋是，肝硬化時肝細胞快速的轉換率，使得這些細胞對環境的致癌因子更加敏感，即致癌因子可引起肝細胞的損傷，在損傷修復之前，發生DNA復制，從而產生永久改變的異常細胞。
資料顯示約有32%的肝癌並不合並肝硬化，但即使在無肝硬化肝癌中，HBsAg陽性率也高達75.3%，提示慢性肝炎可以不經過肝硬化階段，直接導致肝癌的發生。HBV或HCV感染所致肝細胞損害和再生結節形成，是肝硬化肝癌發生的基礎。當HBV感染宿主肝細胞後，以基因整合形式存在的為主，並不造成肝細胞的壞死和增生，則可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不發生肝硬化而直接導致肝癌。
2.乙型肝炎病毒 原發性肝癌患者中約有1/3曾有慢性肝炎史。流行病學調查發現HCC高發區人群HBsAg陽性率較低發區為高，而HCC患者血清HBsAg及其他乙肝病毒標志物的陽性率高達90%，顯著高於健康人群。HCC發生率與HBV攜帶狀態的流行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而且還存在著地理上的密切關系。
(1)HBV與HCC的相關性可從以下幾點來闡明：
①HCC與HBsAg攜帶者的發生率相平行：原發性肝癌高發的地區同時也是HBsAg攜帶率較高的地區，而肝癌低發區的自然人群中HBsAg的攜帶率則較低。我國人群中HBsAg的攜帶率大約為10%，全國有1.2億HBV攜帶者，每年尚有約100萬新生兒因其母親為攜帶者而感染HBV，而在肝癌低發的歐美、大洋洲，HBsAg攜帶率僅為1%。
②肝癌患者的慢性HBV感染的發生率明顯高於對照人群：第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1000例肝癌患者中，HBsAg陽性率為68.6%;上海市中山醫院992例住院肝癌患者中，HBsAg攜帶率為69.1%，抗HBc陽性率為72.1%;均顯著高於我國自然人群中10%的HBsAg攜帶率。台灣報道，HBsAg攜帶率為15%，而肝癌患者中為80%，抗HBc陽性率可達95%。即使在原發性肝癌低發的地區，肝癌患者HBV感染的發生率也顯著高於自然人群。如美國，肝癌患者抗HBc陽性率為24%，是對照組的6倍。英國肝癌患者HBsAg陽性率為25%，也顯著高於自然人群的1%。以免疫熒光和免疫過氧化酶技術檢測，約80%的肝癌標本中，癌旁組織或肝細胞胞漿中有HBsAg，20%胞核內有HBcAg;地衣紅染色顯示，肝癌標本中HBsAg陽性率為70.4%～90%，顯著高於對照組的4.7%。
HCC患者血清內常有s抗原、s抗體、c抗原、c抗體、e抗原、e抗體之一陽性，其中以s抗原、c抗體雙陽性為多見。近年來發現e抗體陽性也多見。
③HCC的家族聚集見於HBsAg陽性、慢性肝炎、肝硬化的家庭。說明除了可能的遺傳因素外，HBV感染仍是主要的致癌因素。
④s抗原陽性的肝癌，其非癌細胞胞漿內也可有s抗原。
⑤人肝癌細胞株可分泌HBsAg和AFP。
⑥HCC患者的癌細胞有HBV-DNA整合。分子生物學研究發現肝癌細胞的DNA中整合有HBV-DNA的鹼基序列。某些人肝癌細胞株可持續分泌HBsAg和AFP。自Alexander發現人肝癌細胞株PLC/PRE/5能恆定地分泌HBsAg後，陸續又發現Hep-3B、Hah-1、Huk-4以及C2HC/8571等細胞株都產生HBsAg。
⑦鴨肝癌與土撥鼠肝癌也有與人類乙型肝炎病毒相類似的肝炎病毒：動物肝癌的流行為肝炎與肝癌的關系研究提供重要線索，並成為病因研究的模型。國外發現土撥鼠肝癌的發生與肝炎有關，我國亦發現啟東麻鴨的肝癌也與感染了與人類乙型肝炎病毒相類似的病毒有關。土撥鼠從急性肝炎直接引起肝癌，而啟東麻鴨則有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過程。綜上所述，HBV感染是導致肝癌發生的重要因素。盡管有大量線索提示HBV與肝癌的關系密切，但是HBV導致肝癌發生的確切機制和過程仍不十分清楚。近年肝癌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為HBV的致癌機制提供了新的證據。
⑧同一人群中，HCC在s抗原攜帶者的發病率遠比非s抗原攜帶者為高。在一項前瞻性研究中，3500名HBsAg攜帶者，隨訪3.5年，發現肝癌49例，患肝癌的危險性較對照組高出250倍。
(2)在HCC發病過程中，HBV幾乎被肯定是一個始發因子，動物實驗和人體研究都支持HBV的直接致癌作用。主要包括：
①HBV整合造成染色體的缺失和轉位。
②土撥鼠肝病毒整合常激活細胞原癌基因(N，C-myc)。
③HBV的整合可使人的視黃酸受體和環胞素A蛋白的基因發生改變，影響細胞的分化和細胞周期運轉。
④嗜肝DNA病毒基因(HBV、WHV、GSH)作為一種轉錄子反式激活病毒和細胞促進因子。
⑤HBV的X基因蛋白在轉基因小鼠中具有轉化癌基因的活性。
(3)HBV-DNA與肝癌癌基因：HBV-DNA的分子致病機制和HBV-DNA與肝癌癌基因的相互作用有關。HBV的基因組為兩條成環狀互補的DNA鏈。HBV-DNA的基因組包含S區、X基因、C區及P基因。S區編碼HBsAg;X基因編碼HBxAg，C區編碼HBcAg及HbeAg。HBV-DNA整合到肝細胞的DNA後，可能通過與癌基因和(或)抑癌基因的相互作用，從而激活癌基因和(或)導致抑癌基因的失活而致癌。整合在肝細胞的HBV X基因的產物X蛋白具有反式激活的功能，可能通過激活某些細胞調控基因的轉錄而導致肝癌。
3.丙型肝炎病毒(HCV) 自1989年開始，HCV與HCC之間的關系開始得到重視。隨著非HBV相關HCC病例的增多，慢性非甲非乙型肝炎(NANB)的致癌作用已被證實。據信非甲非乙型肝炎病人中90%以上為HCV感染。已有許多報道HCV感染是HCC發生的一項主要危險因素。在日本和意大利HBV感染者相對較少，而其他環境因素如黃曲霉毒素更不存在，而與HBV相關的HCC發生率下降，但總的HCC發生率變化不大甚至上升，說明其他因素的作用增加，其中包括HCV。Ksbayashi探討日本HCC病因學中發現77%甚至高達80%的HCC患者血清中可查到HCV，同時還發現HCC組織內有HCV系列。對401例肝硬化病人隨訪平均4.4年，在HCV陽性組，HCC累積危險率明顯高於HBV組，由HCV感染所致肝硬化有15%發展為HCC。Ikeda等在一項為期15年的觀察中發現，慢性HCV性肝硬化發生HCC的危險性要大於HBV性肝硬化約3倍。國內王春傑應用免疫組化方法對102例HCC組織進行HCV及HBV抗原定位研究，發現HCV C33抗原及HBxAg在HCC中的陽性檢出率分別為81.4%及74.5%。在HCC中，抗HCV陽性率最高的是歐洲南部和日本，其次是希臘、澳大利亞、瑞士、沙特和台灣，最低是美國、非洲、印度和遠東的其他國家。從王春傑的研究結果看，我國HCC中HCV陽性率與日本相近。HCV由於其基因的高復制率和很低或缺乏校正能力，使得HCV逃逸宿主的免疫防衛，易轉為慢性持續感染，很少有自限性。HCV所致的慢活肝能引起持續的肝細胞變性和壞死，為其致癌的機制之一，而這種致癌並非HCV直接轉化肝細胞作用，而可能是在細胞生長和分化中起間接作用，如活化生長因子、激活癌基因或DNA結合蛋白的作用。抗HCV陽性的肝癌病人，其肝組織中多數能檢出HCV序列，支持了HCV感染參與肝髒發生癌變機制的假說。
第二軍醫大學檢查了96例肝癌，43例慢性肝炎和40例肝硬化患者，血清中的HCV-Ab陽性率分別為11.5%、9.3%和10%。結果表明我國肝癌患HCV感染率仍然較低，且其中有一部分為雙重感染，提示HCV感染尚不是我國肝癌的主要病因。但近年來，與輸血和使用生物制品有關的HCV感染有增多趨勢，並可能導致某些HBsAg陰性肝癌的發生，因此對HCV的預防和診治不容忽視。
4.黃曲霉毒素(aflatoxin，AFT) AFT產生於黃曲霉菌(Aspergillus flauus)，為一群毒素，根據顯示不同的熒光可分為黃曲霉素B(AFB)和黃曲霉素G(AFG)，前者又分為AFBl和AFB2，後者分為AFG1和AFG2。其中以AFB1的肝毒性最強，與HCC的關系也最密切，它在狨猴、大鼠、小白鼠及鴨均可致HCC，但在人類還沒有直接致癌的證據。非洲、東南亞地區均存在AFT污染越重，HCC發病越高的關系。我國啟東、扶綏和崇明島是我國三大HCC高發區，霉變的玉米、花生、麥類、棉籽、大米中的AFT含量高，是這些高發區的一種致癌因素。AFT在HCC的發病中是屬原發抑或促發作用尚不清楚。在格陵蘭島，HBsAg攜帶率高，而AFT含量低，HCC的發生率亦低。在鴨乙肝病毒感染的基礎上喂飼含AFT高的食物，其HCC的生長速度比不喂飼同類食物的為快。Van Rensburg等在莫桑比克和特蘭斯恺等9個地區所作的相關性研究觀察到，HBsAg攜帶狀態是致癌指標，而AFT對以後階段或促癌起一定作用。1982年的一項調查發現，來自飲食和谷物樣品的AFT接觸的估計值和男性HCC最低發生率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用多元分析評價AFT和HBsAg對HCC發生率的聯合作用揭示，在斯威士蘭，HCC的地理變異中起最主要作用的因素是AFT。我國也有學者在廣西地區研究了AFB1、HBsAg與HCC的關系，認為HBsAg可能先於AFT接觸，為AFT致HCC打下一定的病理基礎。AFT與HBsAg感染有交互作用，尤其在後期形成HCC中起一定作用。菲律賓比較了90例確診為HCC患者和90例對照者，用回憶法調查其AFT接觸量，結果HCC病例組平均攝入量超過對照組44%，在輕接觸組和重接觸組中，既有AFT攝人，又有飲酒，二者有協同作用，認為飲酒能增強AFT的致HCC作用。Van Rensburg通過實驗證明了AFT與HCC的發病是對數關系，線性相關。黃曲霉毒素在肝內可很快轉化為具有活性的物質，並可與大分子物質結合。其AFB1代謝產物可能是一種環氧化物，可與DNA分子的鳥嘌呤殘基在N7位行共價鍵結合，改變DNA的模板性質，干擾DNA的轉錄。從大量的HCC病人中已測出抑制基因P53的密碼子249 G至T的轉變，提示P53中這一特異取代，可能是AFT引起基因改變的特征，從而間接支持這一真菌毒素的致癌作用。
5.寄生蟲病 肝寄生蟲病與HCC之間的關系迄今尚未被確認。華支睾吸蟲感染被認為是膽管細胞性肝癌的病因之一。泰國報道，華支睾吸蟲感染者有11%發生HCC，說明肝吸蟲病與HCC有一定相關性。在廣西扶綏縣肝癌病人中有43.3%吃生魚史，而肝癌中94.1%為HCC而非膽管細胞癌，且合並肝硬化者達85.2%，這可提示肝吸蟲病與肝癌並無直接關系。血吸蟲病與HCC之間的關系亦未確定，多數學者認為兩者並無因果關系，因為肝癌和血吸蟲病二者的地理分布並不一致，而且晚期血吸蟲病並發HCC多數是在混合結節性和小結節性肝硬化基礎上，並非血吸蟲病特有的肝纖維化，同時其1/4還合並有HBsAg陽性，因此，血吸蟲病作為HCC的直接病因尚缺乏依據。
6.口服避孕藥和雄激素 1971年首次報道口服避孕藥引起肝髒腺瘤。在實驗研究中，給亞美尼亞倉鼠皮下植入15mg己烯雌酚小丸，幾個月內發生HCC，如同時投予雌激素拮抗劑他莫昔芬(三苯氧胺)，則完全可預防HCC的發生，表明雌激素參與HCC的發生。在美國，口服避孕藥其雌激素含量比我國高出8倍，它可引起良性肝腺瘤，也有發展為HCC者，中止服藥，肝癌會退縮。但也有認為口服避孕藥與HCC只是偶然的巧合。並且發現肝癌是雄激素依賴性腫瘤，HCC組織中雄激素受體多於雌激素受體，HCC男性多於女性。
7.乙醇 在西方國家，飲酒是慢性肝病病因中最主要的因素，但回顧性病理解剖研究和前瞻性的臨床與流行病學研究，表明乙醇和HCC尚無直接關系，充其量只是一種共致癌質。乙醇可增強HBV、亞硝胺、AFT、誘發HCC的作用，其促癌的機制未明。一些報道認為，乙醇能影響維生素A的代謝以及影響細胞色素P450活性，從而加速致癌原的生物轉化作用。
8.環境因素 江蘇啟東飲用溝塘水者HCC發病率為60/10萬～101/10萬，飲用井水者僅0～10/10萬，飲用溝水者相對危險度增大。近年來，改善水質後已使該地區HCC發生率下降，其內在因素尚未完全明了。流行區水源中銅、鋅、镆含量較高，钼含量偏低。HCC患者體內銅含量與水源中的變化一致，這些微量元素的改變在HCC病因學中可得到一些啟示。近年來發現缺硒與HCC有關，缺硒是HCC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條件因子。在非洲的最新資料顯示，攝入過多的鐵，可引起HCC。另外，中國人移居美國後，其第二代或以後幾代人HCC的發病率都低於第一代，也低於遷居前出生地居民的HCC發病率，這些也說明了環境因素的重要性。
江蘇啟東飲用溝溏水者肝癌發病率為60～101/10萬，飲用井水者僅0～19/10萬。飲用溝水者相對危險度為3.00。調查發現溝溏水中有一種蘭綠藻產生藻類毒素可能是飲水污染與肝癌發生的有關線索。
9.遺傳因素 在高發區HCC有時出現家族聚集現象，尤以共同生活並有血緣關系者的HCC罹患率高，有人認為這與肝炎病毒因子垂直傳播有關，但尚待證實。另有研究結果提示，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患者發生HCC的危險性增加。HCC與血色素沉著症的聯系，僅僅存在於那些患此病且能長期生存，以致發生肝硬化的患者。
10.其他致癌物質 亞硝胺喂飼狒狒及猴子後可發生單結節肝癌，HBV、亞硝胺並存可引起多灶性、多結節肝癌。奶油黃(二甲基偶氮苯)、六氯苯、苯並芘、多氯聯苯、三氯甲烷、1，2-二溴乙烷等物質均已證實具有致癌性。
黃曲霉毒素 在肝癌高發區尤以南方以玉米為主糧地方調查提示肝癌流行可能與黃曲霉毒素對糧食的污染有關，人群尿液黃曲霉毒素B1代謝產物黃曲霉毒素M1含量很高。黃曲霉毒素B1是動物肝癌最強的致癌劑，但與人肝癌的關系迄今尚無直接證據。
總之，肝癌的發生是一個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確切的病因和機制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本病病情發展迅速，病死率高，嚴重的危害生命健康。由於目前尚難以一種因素滿意解釋我國和世界各地肝癌的發病原因和分布情況，故肝癌的發生可能由多種因素經多種途徑引起;不同地區致癌和促癌因素可能不完全相同，什麼是主要因素，各因素之間相互關系如何尚有待研究。
(二)發病機制
1.肝癌的大體形態及分類 肝癌結節外觀多數呈球狀，邊界不甚規則，腫瘤周圍可出現“衛星結節”。肝髒周邊部靠近包膜的癌結節一般凸出表面但無中心凹陷。癌結節切面多呈灰白色，部分可因脂肪變性或壞死而呈黃色，亦可因含較多膽汁而顯綠色，或因出血而呈紅褐色。出血壞死多見於大結節的中央部。癌結節質地與組織學類型有關，實體型癌切面呈均質、光滑且柔軟;梁狀型癌切面則干燥呈顆粒狀;膽管細胞癌因富含膠原纖維質地致密。肝癌體積明顯增大，重量可達2000～3000g，不伴肝硬化的巨塊型肝癌體積更大，重量可達7000g以上。多數肝癌伴大結節性或混合性肝硬化，部分門靜脈、肝靜脈腔內可見癌栓形成。
(1)1901年Eggel分型：將肝癌大體分為巨塊型、結節型和彌漫型三種類型。
①巨塊型：癌組織呈大塊狀，可以是單發性，也可以由許多密集的小結節融合而成。一般以肝右葉多見，約占73%，類似膨脹性生長，周圍可有假包膜形成，合並肝硬化較輕，手術切除率較高，預後也較好。但有報道伴有“衛星結節”的巨塊型肝癌預後差。
②結節型：肝癌由許多大小不等的結節組成，也可由數個結節融合成大結節，常伴有明顯肝硬化，手術切除率低，預後較差。
③彌漫型：最少見，主要由許多癌結節彌散分布於全肝，伴肝硬化，預後極差。這一傳統分型已沿用至今，主要適用於已有臨床表現的肝髒較大和較晚期肝癌。
肉眼觀察原發性肝癌既有上述不同類型，其發生之方式因此也有不同解釋。有的學者認為肝癌的發生是多中心的，即癌腫是同時或相繼地自不同的中心生出;也有人認為癌腫的發生是單中心的，即癌腫初起時僅有一個中心，而肝內的其他結節均為擴散轉移的結果。就臨床的觀點看來，不論肝癌是以何種方式發生，顯然結節型及彌散型的肝癌更為嚴重，因為這種肝癌的惡性程度很高，且病變已經累及肝髒的兩葉，故預後最劣。
(2)奧田邦雄(日本)結合肝癌的生長方式將肝癌分為：
①膨脹型：癌腫邊界清晰並有包膜形成，有單結節或多結節，常伴有肝硬化。
②浸潤型：癌腫邊界不清，多數不伴肝硬化。
③混合型：在膨脹型癌灶外伴有浸潤型肝癌存在，同樣分為單結節型和多結節型。
④彌漫型：肝髒彌散性的小結節癌灶，結節直徑多在1cm以下，分布於整個肝髒。
⑤特殊型：如帶蒂外生型、肝內門靜脈癌栓而無實質癌塊等。不同地區肝癌的病理表現不同，如日本以膨脹型為多，北美以浸潤型為多，南非的肝癌常不伴有肝硬化。
(3)我國目前應用的肝癌大體分類標准：全國肝癌病理協作組在Eggel分類基礎上又提出以下分型即彌漫型、塊狀型(包括單塊狀、融合塊狀、多塊狀)、結節型(包括單結節、融合結節和多結節)、小癌型。
①彌漫型：癌結節小，呈彌散性分布。此型易與肝硬化混淆。
②塊狀型：癌腫直徑>5cm，其中>10cm者為巨塊型。可在分為3個亞型。
A.單塊型：單個癌塊，邊界較清楚或不規則，常有包膜。
B.融合型：相鄰癌腫融合成塊，周圍肝組織中有散在分布的衛星癌結節。
C.多塊型：由多個單塊或融合塊癌腫形成。
③結節型：癌結節直徑>5cm，可再分為3個亞型：
A.單結節型：單個癌結節，邊界清楚有包膜，周邊常見小的衛星結節。
B.融合結節型：邊界不規則，周圍散在衛星結節。
C.多結節型：分散於肝髒各處，邊界清楚或不規則。
④小癌型：單個癌結節直徑≤3cm，或相鄰兩個癌結節直徑之和≤3cm。邊界清楚，常有明顯包膜。
2.組織學分型 根據肝癌的組織學來源，將其分為3型：
(1)肝細胞癌：最多見，多數伴有肝硬化。一般相信系由實質細胞產生，占肝癌病例之90%～95%(我國占91.5%)，主要見於男性。癌細胞呈多角形，核大而且核仁明顯，胞漿呈顆粒狀，為嗜酸性，排列成索狀或巢狀，尤以後者為多見，有時在分化較好的癌細胞中可見到膽汁小滴。癌巢間有豐富的血窦，癌細胞有向血窦內生長的趨勢(圖1)。肝細胞癌分為索狀/梁狀型、索狀腺樣型、實體型和硬化型四種類型。同一病例中有時可見結節性增生、腺瘤和肝癌等不同病變同時存在，且常伴有肝硬化。
(2)膽管細胞癌：女性多見，約占女性肝癌的30.8%。根據其來源可分為兩種，一種來自小膽管，癌細胞較小，胞漿較清晰，形成大小不一的腺腔，間質多而血窦少，這一類在臨床相對多見。另一種來自大膽管上皮，癌細胞較大，常為柱狀，往往形成較大的腺腔，這一類較少見。膽管細胞癌不分泌膽汁而是分泌黏液(圖2)。膽管細胞癌根據形態一般分為管狀腺癌、鱗腺癌、乳頭狀腺癌三種亞型。與肝細胞癌相比，膽管細胞癌往往無肝病背景，極少伴有肝硬化，癌塊質硬而無包膜，結締組織較多，以淋巴道轉移為主，臨床表現為早期出現黃疸、發熱，門脈高壓症狀少見，僅約20%患者AFP輕度增高。
(3)混合型：較少見，其特點是部分組織形態似肝癌細胞，部分似膽管癌細胞，兩種細胞成分有的彼此分隔，有的混雜，界線不清。混合型肝癌可分為分離型、過渡型、混雜型三種亞型。
(4)超微結構：肝癌細胞超微結構特點有：①細胞大，形態不規則。血管壁有基底膜，Disse間隙充以膠質纖維，血窦內皮細胞可能缺如，癌細胞直接與血液接觸。毛細膽管少，結構不清，管側細胞間隙不規則增寬，相對的細胞膜有大小不一的微絨毛。上述增寬的間隙可與Disse間隙或血窦相連;②細胞器數量和類型與肝癌分化有關，高分化的癌細胞保留線粒體，有較多擴張的粗面內質網，核糖體較多，有時光面內質網呈螺紋狀，稱“指印”或“髓鞘”。分化低的癌細胞細胞器減少，線粒體大而異形，稀少，有時有包涵體，整個細胞顯得單調。③細胞核大，不規則，可內陷，黏膜粗糙，核周間隙擴張，甚至形成囊泡。核仁多、大且不規則。
相對特征的亞微變化：①假包涵體;胞核不規則內陷，形成囊袋或分葉狀，其中包羅含細胞器的胞漿;②髓樣小體：由次級溶酶體中殘留的線粒體或內質網形成的同心圓結構。
此外，在肝癌細胞中能發現一些特殊物質：①糖原顆粒;②脂滴;③AFP在粗面內質網集中處;④HBsAg位於光面內質網，HBcAg位於細胞核，HCV樣顆粒位於核內。
3.肝細胞癌的分級 國內外對原發性肝癌曾有過各種不同的臨床分型方法，如Berman將其分為顯著癌腫型、急腹症型、發熱型、隱匿型和轉移型，以顯著癌腫型占多數。國內鐘學禮等將其歸納為10型，即肝腫大型、肝膿腫型、肝硬化型、阻塞性黃疸型、腹腔出血型、血糖過低型、膽囊炎與膽石症型、慢性肝炎型、腹內囊腫型及彌漫性癌腫型;林兆耆等又增加了類白血病型及截癱型，共12型。上述這些分型方法都是根據中、晚期肝癌患者的臨床表現加以區分的，而對無臨床症狀的早期患者均不適用。因此，由於原發性肝癌臨床表現的多樣化，臨床上對這些患者均應加以詳細詢問病史及體格檢查，特別對患過肝病的患者尤須提高警惕。
根據癌細胞的分化程度，將肝細胞癌分為Ⅰ、Ⅱ、Ⅲ、Ⅳ四級，其中Ⅰ級為高分化型，Ⅱ、Ⅲ級為中分化型，Ⅳ級為低分化型。以中分化型肝細胞癌最多見。
Ⅰ級：癌細胞形態與正常肝細胞相似。一般呈索條狀排列，胞漿呈嗜酸性，核圓，大小較規則，核分裂少見。
Ⅱ級：癌細胞形態輕度變形，呈索條狀或巢狀排列，核漿比例明顯增大，胞漿輕度嗜鹼性，常可見到膽汁小滴，核分裂增多。
Ⅲ級：癌細胞明顯變形，呈巢狀排列，核漿比例增大，胞漿染色呈嗜酸性，膽汁小滴少見，核的大小、染色不規則，核分裂多見，有時見癌巨細胞。
Ⅳ級：癌細胞呈明顯異形，可見到梭形細胞和多核巨細胞，胞漿少而核深染，核分裂多，細胞排列紊亂，常無膽汁小滴。
4.肝細胞癌的TNM分期
UICC 1987年關於原發性肝癌的TNM分類如下：
Tx原發腫瘤不明，T0無原發癌證據。
T1：單個結節≤2cm，無血管侵犯。
T2：單個結節≤2cm，侵犯血管，或多個局限一葉，≤2cm，未侵犯血管;或單個，>2cm，未侵犯血管。
T3：單個結節，>2cm，侵犯血管;或多個，局限於一葉，≤2cm，侵犯血管;或多個，一葉內，>2cm，伴或不伴血管侵犯。
T4：多個結節，超出一葉;或侵犯門靜脈主支或肝靜脈。
N0：局部淋巴結無轉移。
N1：有局部淋巴結轉移。
M0：無遠處轉移。
Ml：有遠處轉移。
日本在TNM分類基礎上將肝癌分為4期，Ⅰ期為T1N1M0;Ⅱ期為T2N0M0;Ⅲ期為T3N0M0或T1～3N1M0;Ⅳa期為T4N0～1M0，Ⅳb期為T1～4N0Ml(表1)。
研究表明，Ⅰ、Ⅱ、Ⅲ、Ⅳa、Ⅳb期手術切除率分別為100%、82.7%、76.3%、51.4%和50.0%;根治性切除率為88.9%、60.2%、32.6%、7.6%和6.3%;治療後三年生存率分別為Ⅰ期88.2%，Ⅱ期60.0%，Ⅲ期28.0%，Ⅳa期12.1%。
5.特殊類型的肝癌
(1)纖維板層型肝癌：纖維板層型肝癌(fibrolamemellar carcinoma of liver)是近年發現和認識的一種特殊類型的肝細胞癌，具有許多不同於HCC的特點：①多見於青年;②少有HBY感染背景;③少伴有肝硬化;④AFP常呈陰性;⑤瘤灶常為單發;⑥腫瘤生長緩慢;⑦手術切除率高;⑧不論切除與否預後均較好。中位生存期HCC為6個月，而纖維板層型肝癌可達32～68個月;獲手術切除的HCC中位生存期22個月，纖維板層型肝癌達50個月。纖維板層型肝癌的病理診斷標准為：①強嗜酸性顆粒狀的癌細胞漿;②在癌細胞巢間有大量平行排列的板層狀纖維基質。此型肝癌在西方國家肝癌中所占比例較高，而我國、日本、非洲等地則少見。新近發現其膠原基質主要含膠原Ⅰ、Ⅲ、Ⅴ，癌細胞常表達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而基質細胞則表達白細胞介素6(IL-6)，這些細胞因子的過量表達可能與膠原基因表達的改變有關。
(2)小肝癌：單個癌結節直徑或相鄰兩個癌結節直徑之和小於3cm的肝癌稱為小肝癌。與大肝癌比較，小肝癌在病理上具有的特點：①常為單個結節，有報道小肝癌中僅3%伴有衛星結節，衛星結節的發生率常與腫瘤大小呈正相關。②常形成包膜，尤其以膨脹性生長為主，如腫瘤小於1cm，則包膜常未形成，因為肝癌包膜常在腫塊直徑約1.5cm時形成;呈浸潤性生長為主，則腫瘤邊界不規則且常無包膜形成。③分化程度較好，多為Ed-mondson Ⅰ～Ⅱ級，癌細胞的分化程度常與腫塊大小呈正相關，隨著腫塊的增大，惡性程度逐漸增高。④流式細胞儀提示小肝癌DNA常為二倍體，隨著體積的增大而向多倍體發展。⑤小肝癌經手術切除後患者的預後明顯優於非手術者。小肝癌手術切除後一、二、三、四年生存率分別為75%、46.7%、45.5%和40%，而大肝癌則為34.9%、32.1%、15.8%和7.7%。⑥小肝癌細胞形態屬肝癌細胞類型，細胞形態及分化程度極為一致，而且出血壞死極少。⑦肉眼少見血管內癌栓形成，但鏡下血管內癌栓常見，最多見為門靜脈腔內漂浮著小簇的肝癌細胞。
6.肝癌的肝病背景 我國肝癌常合並有肝硬化，據資料報道，HCC伴肝硬化高達84.65%，肝硬化合並肝癌約49.9%;其中大結節性肝硬化伴肝癌的發生率高達73%，小結節性肝硬化伴肝癌的發生率為34.1%，故有人將大結節性肝硬化稱為肝癌有關的肝硬化，這類肝硬化多來自肝炎後肝硬化。
肝癌常有HBV感染的背景，據統計學調查發現，在我國90%的肝癌患者有HBV感染背景，10%有HCV感染史。
7.肝癌癌前病變 癌前病變是指一類具有癌變傾向，但不一定演變成癌的病變。目前肝癌的癌前病變有肝細胞不典型增生(DLC)、腺瘤樣增生和肝硬化。
腫瘤的發生一般經過啟動、促進和演進三個階段。在大鼠實驗性肝癌發生過程中發現，肝細胞在外界致癌因素作用下發生基因突變，此時處於肝癌的啟動階段，肝癌相關基因中發生諸如IGF-Ⅱ等早期基因異常激活和過量表達。在致癌因素的持續作用下，這類細胞發展成為單細胞克隆，不斷繁殖，此時為癌前期病變。但基因表達基本穩定，處於促進階段;隨後癌前期病變細胞表現為細胞核不穩定性，逐漸形成增生灶，細胞過量表達如G-myc等原癌基因蛋白，即為演進期，進而發展為肝癌。
(1)肝細胞不典型增生：DLC與正常細胞比較，體積明顯增大，約為正常肝細胞的2～3倍，排列緊密，形成的細胞索較厚，胞漿豐富，胞核大且略不規則，蘇木素染色深，核膜厚，染色質分布不均勻，核仁大而明顯，有時出現雙核。應用流式細胞儀、掃描顯微分光光度儀、圖像分析技術等測定細胞內DNA含量、染色原倍體分析、核面積、核不規則指數等也發現DLC趨同於肝癌細胞。基因表達產物分析發現，DLC中GTP酶、ATP酶明顯減少或消失，癌基因產物ras、myc、IGF-Ⅱ等較正常肝細胞明顯增加。與肝癌細胞相比較，DLC胞漿嗜伊紅，核漿比例接近正常，無核分裂象，核仁組成區銀染蛋白多屬正常范圍。
Watanabe將DLC分為大細胞性和小細胞性兩類，小細胞性不典型增生更趨於癌前病變，其特點主要為①胞漿減少;②胞體小於正常肝細胞;③核中度增大，核/漿比例增大。
化學誘癌的動物實驗中發現，肝匯管區存在一種卵圓細胞，該細胞是一種干細胞，具有多向分化潛能。在正常情況下，可向肝細胞和膽管上皮細胞轉化，在致癌因素作用下可轉化成多種類型的癌細胞。用化學致癌物刺激卵圓細胞，並轉導ras基因，然後將其接種於小鼠，可誘導發生復合癌、肝癌、膽管細胞癌、上皮-間皮混合瘤等多種類型腫瘤，證明了卵圓細胞的分化潛能。在人癌旁肝組織和慢性活動性肝炎組織中已發現類似形態的卵圓細胞，但其轉歸或轉化機制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
(2)肝硬化：許多研究提示肝硬化與肝癌的發生關系密切。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在我國約40%肝硬化合並肝癌，而肝癌合並肝硬化高達85%，尤其是大結節性肝硬化合並肝癌高達73%，絕大多數肝癌是在大結節性肝硬化基礎上發生、發展而來。從分子基礎來看，肝硬化與肝癌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癌旁硬變的肝組織中IGF-Ⅰ、IGF-Ⅱ及其受體的表達水平明顯增高，其他如C-myc、N-ras、ets-2等基因過表達與肝癌細胞相似，而不同於正常肝細胞。病理研究證明，在肝硬化假小葉內發現不典型增生肝細胞的頻率很高，有可能肝硬化發生肝癌轉化的過程就是由DLC惡性演化而形成。
(3)腺瘤樣增生：腺瘤樣增生的病理特征是肝髒呈彌漫性結節性改變。肝髒可以正常、增大或縮小。應用化學致癌劑如AFB1、二乙基亞硝胺誘癌時，肝髒可出現腺瘤樣增生改變。在腺瘤樣增生肝組織中，可以發現不典型增生肝細胞。對腺瘤樣增生患者的追蹤調查證明，部分患者可以發展為肝癌。
8.肝癌的惡性生物學特征 肝癌細胞生長活躍，侵襲性強，周圍血窦豐富，極易侵襲包膜和血管，導致局部擴散和遠處轉移。肝癌轉移的發生率與疾病的病程發展、腫瘤的生物學特性以及機體的免疫功能等因素密切相關，有肝內轉移和肝外轉移。轉移的途徑有血行播散、淋巴道轉移、直接浸潤和種植轉移。醫源性轉移多與手術操作有關，肝癌破裂可導致腹腔內廣泛轉移。許多病例發現早期就可以通過門靜脈癌栓轉移至肝髒或其他髒器，小肝癌的血管內癌栓形成率達30%，所以肝內轉移是肝癌最常見的轉移途徑。屍檢發現，肝外癌轉移亦不少見，轉移率約達40%～71.6%。
(1)肝癌的轉移途徑：肝癌的轉移可通過血道、淋巴道和直接播散、局部擴散等方式轉移到其他器官或組織。
①血道轉移：肝癌侵入門靜脈導致肝內血道轉移十分常見，在血窦豐富，纖維組織稀少，無肝硬化的肝組織中更為明顯，故常形成多個“衛星結節”。肝癌經血道肝外轉移的主要髒器為肺髒，肝癌發生肺轉移約占肝外轉移的90%，多因血管中小癌栓進入血液循環後滯留肺髒形成轉移癌灶。肺內癌轉移結節直徑<1cm，彌散分布於肺葉，常呈球狀，切面呈灰白色，中央可有出血、壞死。肝癌骨轉移亦較常見，各地報道的資料不一致，在3%～16.2%，常見部位為脊椎骨、肋骨和胸骨，其次為骨盆、頭骨和股骨上端。骨轉移癌可導致病理性骨折。少數肝癌可以轉移到腎上腺、腎和腦。
②淋巴道轉移：大約30%肝癌細胞和70%膽管癌細胞是經淋巴道轉移，多數首先轉移至肝門淋巴結，少數也可以轉移到胰周、腹主動脈旁、腹膜後、縱隔及鎖骨上淋巴結。
③播散轉移：一般出現在肝癌晚期，特別是生長在接近肝髒表面部位的肝癌，往往先破壞肝包膜，繼之發生種植性轉移，最常見的是腹膜轉移。
④局部擴散：肝癌細胞可以直接侵襲和浸潤周圍肝包膜，近肝被膜的癌結節亦可浸潤鄰近器官和組織，如橫膈、胃、結腸、右側胸腔等。
(2)影響肝癌轉移的因素甚多，主要有：
①病人年齡：30歲以下轉移多見，且發生早而廣泛。
②肝癌細胞的分化程度和侵襲性：一般分化程度低者容易發生轉移。
③是否合並肝硬化：合並肝硬化患者易發生轉移，轉移率達84%，而不合並肝硬化者轉移率為60%。
近年從分子水平分析發現，呈侵襲性生長的肝癌中67%MMP-2mRNA表達明顯增高，MMP-2亦呈不同程度的陽性表達;而包膜完整的肝癌細胞僅有20%MMP-2mRNA表達，30%MMP-2表達陽性;已發生門靜脈癌栓或轉移的肝癌MMP-2陽性率(83.3%)明顯高於未轉移肝癌(37.5%)(P<0.01)。伴肝內轉移的癌組織微血管密度(MDV)、PCNA明顯高於不伴肝內轉移者。此外肝癌細胞nm23、MDV、MMP-2、PCNA的表達水平與肝癌的轉移有關，可作為病程進展，治療方式選擇及預後判斷的參考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