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細胞癌（HCC）的新確診老年病例正不斷增加，以年齡界定的發病率峰值估計為 70 歲以上。
肝癌患者中適合采取治愈性治療的病例僅占少數，如肝切除、肝移植或小腫瘤射頻消融治療。大多數患者適用於姑息治療，如經動脈化療栓塞（TACE）、選擇性體內放射治療、索拉非尼或支持治療等。
歐洲肝髒研究學會（EASL）和美國肝病研究學會（AASLD）的肝癌治療指南，以及其他專業協會發布的指導原則中，均強調了在選擇治療方案前進行患者風險評估的重要性，評估包括疾病分期及合並症。
迄今為止，僅少數出版物記述了老年患者接受 TACE 治療的結果，數據分布在東亞、中東、歐洲和美國等不同地區。這些數據表明，TACE 治療經選擇老年肝癌患者安全有效。然而，這些經報道的研究只有相對較小的規模且多樣化。
以 Matan J. Cohen 為首的以色列醫學人員聯合了西班牙、意大利、中國香港等地的研究機構，合作構建了大型數據庫，對資源進行了整合。力求提供 TACE 治療老年肝癌的療效預計以及確定哪些因素對預後產生影響。
研究者假設，疾病分期、肝癌的自然病程控制變量相似，各數據庫之間的差異性可忽略不計。協作提供了使結果可信的樣本大小和效力。從研究獲得的信息對於決策者、醫生和患者意義非凡，研究結果發表於 2014 年 7 月期的《國際肝髒》雜志（Liver International）。
研究者檢索了涉及 TACE 治療肝癌預後的醫學文獻，其中包括按年齡組進行的數據分層。檢索語言不限定於英語，檢索也未設定老年患者的年齡截止值。回顧相關的發表文章，以確認 TACE 作為唯一治療手段，且老年患者的數據構成數據庫的一部分。
研究者聯系了相關文章的通訊作者，提出協作和共享數據庫以構建整體數據庫的設想。同時將合並這些數據創建一個元數據庫。由於這些研究在不同國家不同時間進行，參數不同，所有研究只能收集數個重疊變量。
匯集現有數據生成更大的數據庫，可從不同文章中發現人口學、疾病分期、療效和副作用的差異。假設研究結果不存在顯著性變異，從而證實 TACE 治療老年晚期肝癌的作用。
納入的數據庫均不含患者的獨一識別特征（如身份證號碼、社保號碼等）。數據變量包括：診斷時的年齡、性別、診斷日期、乙肝感染狀況、丙肝感染狀況、診斷時的肝硬化狀況、診斷時的 Child-Pugh 評分（CPT）、Okuda 分期評分和意大利肝癌計劃（CLIP）評分、至審查時或死亡的生存時間、死亡率等。
每一協作組均由各自的機構委員會批准該組的研究。其中有兩個數據庫分別提供了每名患者的 TACE 治療次數以及 TACE 治療後並發症的數據：血管損傷、明顯出血、急性腎損傷和肝功能惡化的情況。
所有數據匯總成單一數據庫文件，地區來源也作為變量之一被包括在內。在全部數據庫中，肝癌的診斷系根據 EASL 和 AASLD 發布的指導原則確定。特別指出的是，在中國研究受 IRB 批准所限，沒有納入年齡小於 65 歲患者。
CLIP 多中心臨床試驗（CLIP-01 和 CLIP-03）並未強制要求執行特定的 TACE 操作規程，TACE 技術也留給各中心根據自身最佳臨床實踐操作自由裁定。
西班牙的試驗：動脈和門靜脈造影後，將碘油與多柔比星（40-60mg）或順鉑（50-100mg）及碘化油（5-30ml）的混合物注射到肝動脈中直至腫瘤血管發生瘀血，肝癌的供血動脈用明膠海綿顆粒進行栓塞。
以色列的試驗：血管成像後，盡可能采用同軸微導管、50mg 阿霉素與碘油的混合物以及明膠海綿漿或粉末進行超選擇性 TACE。如果腫瘤負荷和可行性（肝功能儲備，Child Pugh 評分狀況）允許，可進行節段性或肝葉的 TACE。自 2007 年起常規使用經皮血管縫合器。
香港的試驗：操作規程包括動脈造影和上腸系膜動脈門靜脈造影。對左右腫瘤供血肝動脈行高選擇性插管。以 1：1 的體積比混合順鉑（1mg/ml）和碘油，用泵吸法制備乳液。在熒光監測下，根據腫瘤大小和動脈血流緩緩注射體積不同的乳液（最多為 60ml，含有 30mg 順鉑）。隨後以直徑 1mm 的小明膠海綿和 40mg 慶大霉素混合微球進行栓塞。
年齡組特征以描述統計學表示。類別變量以百分比和分布表示，連續變量以均值和標准偏差（SD）表示。用 Fisher 精確檢驗評估類別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用 t 檢驗或 Mann-Whitney U 檢驗比較連續變量。
采用 Kaplan-Meier 法生成生存率圖表，用對數秩檢驗比較生存曲線。采用反向 Kaplan-Meier 法估計隨訪時間。確認比例風險假設成立後，采用 Cox 比例風險回歸分析決定年齡組與可能的死亡率混雜變量的相關性。
研究人員評估了幾種模型；列入診斷時的年齡、性別、診斷年份、HBV 和 HCV 狀況、肝硬化的診斷和疾病。並非所有數據庫都包括所有變量的數據，因此對無缺失變量的模型進行重復分析。所有數據分析均按研究地點分層。又進行了幾項敏感度分析。再以無地點分層重復數據分析。
另外，將診斷時的年齡作為連續變量評估，在以下兩種策略中又作為類別變量評估：（i）大於 80 歲或小於 80 歲；（ii）分成三類－年齡小於 65 歲、年齡 65?75 歲及年齡大於 75 歲。對不同風險分層 / 疾病分期評分重復分析。
由於中國的研究沒有招募年齡小於 65 歲的受試者，研究人員因此增加了對診斷時年齡為 65 歲及大於 65 歲的患者數據分析，按不同的年齡分層（65-70，70-75 和超過 75）。分析結果呈雙尾 p 值小於 0.05 時判定為統計學顯著意義。
這一倡議獲得了四國研究人員的響應和合作，囊括了已發表的研究中五個患者群體的數據。即意大利的 CLIP1 和 CLIP3 試驗群組、西班牙、香港和中國以及以色列的各一個群組研究。
這五個群組的研究的數據組合成一個元數據庫，含 548 例病例：CLIP1 試驗 80 例（14.6％）、CLIP3 試驗 75 例（13.7％）、西班牙 94 例（17.2％）、中國 197 例（36％）和以色列 102 例（18.6％）。
其中 159 例確診時年齡小於 65 歲（29％），269 例（49％）例確診時年齡為 65-75 歲， 120 例（22％）確診時年齡超過 75 歲。其中有 47 例（8.6％）確診時年齡超過 80 歲。
這些試驗開展於不同時期：CLIP 試驗開展於 20 世紀 90 年代，西班牙和以色列的研究在後。中國的研究是唯一時間跨度超過 20 年的一項，但大部分的患者招募工作則在以色列和西班牙研究開展期間完成。
在合並的數據庫中，女性患者占總患者人數的 24％，而 325 例（93％）診斷時伴有肝硬化。中國的研究納入老年患者未納入年齡低於 65 歲患者。除中國外，21％患者伴 HBV（占 15-27％）；相比之下，中國研究組中 HBV 攜帶者占 63％。
診斷時的年齡與試驗所開展的時期呈正相關，較晚時間確診的患者普遍年齡較大。診斷日期和疾病分期呈負相關：在 1988-1992、1993-1997、1998-2002、2003-2008 四個時間段中，Okuda I 級的患者所占比例分別為 17％、23％、46％和 62％。Okuda II 級 的患者比例則分別為 79％，70％，51％和 36％。
年齡在 65 歲以下、65?75 和 75 歲以上患者組生存率相似。對應中位預計生存時間分別為 23 個月（17-28）、21 個月（17-26）和 19 個月（15-23）。每個研究組生存率分層分析後發現不同年齡組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因為中國群組只納入 65 歲以上的患者，故將年齡分層為三層：65-70，70-75 和 >75。采用單因素分析，可見年齡較小患者的生存率較好。然而在多變量分析中，年齡卻不是顯著性因素，而疾病分期仍是唯一獨立的預後指標。
多變量分析模型產生的非顯著性風險比與年齡和死亡率相關。疾病分期是死亡率的主要預測因子。采用 CLIP 分期或 Child 評分代替 Okuda 評分的結果與不分層的分析結果相一致。
兩個數據庫中納入了不良事件（中國和以色列群組）數據。299 例中 43 例（14.4％）發生有記錄證明的急性腎功能衰竭，122 例（41％）有證據顯示出現肝功能惡化（DLF）。應當注意的是，年齡小於 65 歲患者出現在以色列組，有 TACE 治療後發生 DLF 的證據（>50％INR 和肝酶升高超過正常上限）。
罕見並發症包括血管並發症 4 例 /299 例（1.3％）和明顯出血（因進入消化道或通過血管穿刺失血，需輸血 2 個單位以上）15 例 /299 例（5％）。
研究的結果證明了老年 HCC 患者接受 TACE 治療安全，可獲得與年輕患者相同的利益，不良事件在老年患者中的發生率並未高於年輕患者。分析結果表明， 20 年間確診的病例以及不同國家確診的病例治療結果類似。地中海和歐洲國家的結果與中國的結果相似。
現有 TACE 治療肝癌的文獻中，對於“老年”的年齡界定值不盡相同。2002 年一項對隨機對照試驗的荟萃分析中，患者平均年齡范圍為 41－66 歲。這些研究對老年患者的定義為年齡超過 60 歲或 65 歲的患者。
僅少數研究對年齡超過 70 接受不同方式治療的患者進行了生存率評估。一項研究的患者平均年齡為 70 歲，接受 TACE 治療後 1 年期、2 年期和 3 年期生存率分別為 91％，86％和 80％。
另一項研究納入年齡大於 70 歲的患者（但小於 75 歲），1 年期、2 年期和 3 年期生存率分別為 51％，36％和 23％。一項日本研究顯示，在 136 例 75 歲以上患者中，3 年期的生存率為 80％。
在治療方式不局限於 TACE 的研究中，對比年輕患者和老年患者後發現，判斷預後的主要獨立決定性因素是疾病分期而非年齡。Dohmen 進行的 36 例 80 歲以上 HCC 患者 TACE 治療，也發現類似結果（TACE 治療 20 例，部分病例接受經皮無水乙醇 / 乙酸注射，手術和化療）。
超過 70 歲但未滿 75 歲肝癌患者可選擇肝切除或射頻消融治療，年齡與療效不佳沒有相關性。近期從兩個醫療中心匯總的美國數據中，小於 70 歲與大於 70 歲的肝癌患者療效不存在差異。此外，研究證實索拉非尼治療對小於 70 歲與大於 70 歲的肝癌患者生存期獲益相似。
不過，其他研究提示，大於 75 歲患者的療效不及年齡小於 75 歲患者。一項研究對年齡 70-79 (N = 131) 歲肝癌患者與大於 80 歲患者 (N = 69) 進行了比較，結果表明年齡是死亡率升高的預測因素。Kao 等在近期報道，老年患者行射頻消融治療的療效劣於年輕患者。
據報道，TACE 治療使肝癌患者出現肝功能不全和膽囊炎的比例分別高達 50％和 10％。發生栓塞後綜合征的機率為 2％-80％。這些病例估計不僅限於老年患者。一項研究評估了 TACE 治療發生急性腎損傷的機率，發現與年齡無關。
該研究比較了老年和較年輕患者的不良事件。但只有以色列單列了栓塞後綜合征發生率數據。研究發現 TACE 治療後年輕患者發生肝功能惡化的比例更高，可能表明治療對較年輕患者更積極。但該結果未獲確認。
納入數據庫的患者均由其治療醫師經臨床判斷選擇了 TACE 治療。選擇性偏差因此成為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然而，對於需要分配患者接受治療的試驗，選擇性偏差是本質問題，並且評估療效的隨機前瞻性研究也不可能預先設置。世界各地的醫師們正著力於制定一致且適當的患者選擇方法，使受選患者的預後不依賴於年齡。
研究人員控制數據庫中有記錄的疾病分期，對以 CPT、Okuda 和 CLIP 進行評級的數據重復分析，獲得相似結果。但研究未包括腫瘤解剖學及侵襲性的特殊記錄，這樣一來，采用 CLIP 評分的患者便不能進行疾病特征的區分。
現行指導原則認同 BCLC 評分系統，以促進病人評估標准化和減少交叉研究變異性。但聯合數據庫中僅存少量患者的 BCLC 評分。分期評分系統合並分析後確定疾病分期是重要的預後因子，研究者有理由相信 BCLC 也會產生相同結果。
由於診斷影像學功能的發展，對疾病分期的分辨和比較能力也有進步。TACE 規程也在演變。不同患者所采取的 TACE 技術（使用阿霉素或順鉑，以及使用動脈閉合的方法）並非完全相同，而肝髒和腫瘤解剖學評估以及對操作方法的定奪仍依賴於操作者。
鑒於操作的復雜性及其技術難度高的特性，統一 TACE 操作規程不太現實。盡管 TACE 方法不斷發展，每家中心也有特定的操作規程，但中心之間的差別不會混淆分析結果。研究者評價療效時分別按 2000 年前與 2000 年後進行評估，並未發現差異。
盡管 TACE 技術可能隨時代進步而變化，但其差異並沒有轉化為年輕患者和老年患者間的療效差異。
在這個大型國際數據庫中，年齡並非 HCC 患者采用 TACE 治療的預後獨立決定因素。數據庫中包括診斷時超過 75 和 80 歲的老年患者。這些是真實結果未呈現地域差異。然而研究設計未能闡明老年患者進行 TACE 治療與不良事件相對發生率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