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肝癌患者多存在肝炎後肝硬化和門靜脈高壓症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實施肝癌切除術這樣的“大手術”，無疑是雪上加霜，如果術後剩余肝組織受損較重，代償不良，容易發生肝功能不全甚至衰竭等嚴重並發症。即便是能夠恢復的患者，肝髒備受“磨難”後，患者生活質量降低也就成了不爭的事實。總之，肝癌切除術既需要良好的肝功能背景，更需要理性的治療決策，在我國就更是這樣。為了具體闡明肝癌切除術的局限性，以下兩個病例進行對比說明：
高先生，48 歲，素來身體健壯，因體檢發現右肝有一直徑為4.8 厘米的肝癌病灶，並接受了右肝切除術。本認為癌灶切除，就萬事大吉了。可術後恢復並不順利，相繼發生了肝功能不全、腹水等，積極治療後方好轉出院。出院後常感腹脹，飲食無味，日漸消瘦，乏力明顯，生活質量遠不如術前。更為糟糕的是，術後2 個月復查增強CT，見肝斷面處仍有癌灶殘留。
王先生，52 歲，多年乙型肝炎病史，體檢發現右肝有一直徑5 厘米的病灶，旁邊還有兩個直徑分別為3 厘米和1 厘米的轉移性子病灶。考慮到患者肝髒萎縮明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肝髒功能，避免手術風險，選擇了聯合應用射頻消融和介入栓塞的微創治療方案，在治療過程中協同對症治療的中藥，經過了四次治療，癌灶完全消失，甲胎蛋白也降為正常水平，治療後患者的身體狀況和生活質量如前。列舉上述正反兩方面典型病例的目的絕不是想說明肝切除術治療肝癌已經過時了。
過分強調肝癌切除害處多
隨著肝癌的局部治療和肝移植術等治療手段的普及，肝癌的傳統治療格局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肝葉/段切除術作為傳統和重要的肝癌治療手段，其臨床應用已日趨理性和科學。當然，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在新格局構建和完善的過程中，尚存在不少思想上的混亂和實踐上的迷茫。目前，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我國相當數量的醫師們，對手術切除適應證的選擇缺乏重視，對肝癌的手術，思想上都是“切!切!切!”。
肝癌切除術雖然是我國肝癌治療的主流方式，但它有先天的局限性。實施肝癌切除術，總會損失一定量的正常肝組織，對肝功能產生明顯的影響;麻醉、出血、肝門阻斷等對剩余的肝組織也有相當的影響;肝葉/段切除術勢必要減少肝內門靜脈通道，門靜脈壓力會有相應的升高。可見，肝葉/段切除術是一個創傷性和破壞性均較大的治療方式。
“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是趨勢
由於肝葉/段切除術治療肝癌有很多局限性，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人們開始嘗試著用相對“溫柔”的方式治療肝癌，如介入栓塞治療、局部治療(包括經皮膚穿刺無水酒精注射、射頻消融、低溫消融等)、超聲聚焦治療等手段，或用肝移植這一更加徹底的方式治療肝癌。現今，肝癌的治療已形成了手術治療(包括肝葉/段切除術和肝移植)、中藥治療、介入栓塞、局部治療(以射頻為代表)和化療五大手段互相補充、相得益彰的良性發展局面。肝癌各治療方式的創傷是不同的，一般來講，肝移，植肝切除，介入栓塞，射頻消融，中藥治療。對於較小的肝癌，射頻消融、介入栓塞、超聲聚焦等微創治療手段的單獨或聯合中藥治療應用應作為首選治療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