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性肝癌(大多為肝細胞癌)全球發病率高，我國占第一位，在我國癌症病死率中，肝癌占第二位，在全球占第三位。這個第一、第二和第三，提示我國肝癌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0世紀肝癌研究的進展，先後建立在病理學、解剖和生物化學、病毒和免疫學、電腦和物理技術的結合以及分子生物學進步的基礎上。自1901年Eggel提出肝癌病理分型以來，病理學至今仍為肝癌診斷、治療和預後的重要依據。20世紀中葉，由於肝髒解剖和大塊肝切除後生物化學改變的研究，出現了肝髒規則性切除，使肝癌治療第一次獲得實質性進展，成為有可能得到根治的惟一手段。病毒學的進步，是在Blumberg發現乙型肝炎病毒的基礎上，由此出現乙型肝炎疫苗預防乙型肝炎，從而降低肝癌發病的基礎。免疫學的發展導致兩大進步，1963年Starzl開展首例肝移植，豐富了肝癌外科的內涵;1968年Tatarinov發現肝癌患者血中可測得甲胎蛋白(AFP)，使肝癌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早期治療得以實現，小肝癌切除導致肝癌切除後生存率的成倍提高，成為肝癌治療史上的第二次飛躍。20世紀80年代以來，電腦與物理新技術的結合也導致兩大進步，一是醫學影像學的突飛猛進;二是各種局部治療的興起以及微創外科的應用，又一次對肝癌的治療產生深遠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肝移植在肝癌治療中地位的確立，以及對術後復發轉移的研究，將可能導致21世紀肝癌治療的新一輪飛躍。近年分子生物學的迅速發展，基因組和蛋白質組技術的應用，將促進肝癌的分子分?a href="http://jbk.39.net/keshi/pifu/4e341.html" target="_blank" class=blue>禿頭腫影邢蛑瘟頻慕埂Ｔて?1世紀初，生物學將在攻克肝癌中起核心作用。
21世紀的肝癌診斷，除回答肝癌的“是與否”外，還需回答肝癌的“好與壞”，轉移復發的預測和預後指標將成為常規。建立在與肝癌細胞侵襲性相關的基因譜的“分子分型”已呼之欲出。2002年修訂的TNM肝癌分期中，生物學特性部分取代腫瘤大小將成為疾病分期的重要依據，即刪去所有大於、小於2cm，而保留癌的血管侵犯作為分期依據。影像醫學除繼續向高分辨發展外，還將重視血管和功能顯像。這些進展將會改變肝癌治療的格局，包括外科指征和手術方式的變更。如果做好這方面的思想准備，肝癌臨床將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
在肝癌的治療上，微創與巨創並存是一個特點。微創外科觀念是當前腫瘤外科的新趨勢，也是對今後肝癌治療有重大影響的因素。這主要是由於診斷的進步，可以發現更多小癌;也是由於癌症治療的生物學觀念逐步得到重視的結果。其核心是“既消滅腫瘤，又最大限度保存器官功能和減少對機體損害”。過去用局部切除代替肝葉切除，因符合這一觀念，解決了伴肝硬化小肝癌的治療，使切除後生存率成倍提高;降期後切除也符合這一觀念，使不能切除肝癌的生存率有實質性提高;射頻消融等局部治療是這一觀念的延伸，2005年Lencioni等報告治療187例小肝癌的5年生存率為48%;2005年Ebara等總結經皮乙醇注射270例的5年生存率為60%。新的局部治療方法仍在不斷湧現[6]。但各種類型的局部治療仍存在殘癌問題。與之相反，肝癌治療的另一個熱點卻是巨創。肝移植無論從手術角度或者免疫角度對患者均屬巨創。已經獲得承認，用肝移植治療伴失代償肝硬化、無明顯血管侵犯的不太大的肝癌，其無瘤生存率高於切除和局部治療。但我國肝移植仍有諸多瓶頸問題，如供肝來源、腦死亡立法、高耗費、肝癌/肝炎復發等。為此，就我國治療肝癌而言，肝移植“不能不搞，但不能都搞，更不能濫搞”。
轉移復發的研究是今後的重點和難點。據現有資料，轉移是多基因參與，多階段形成，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且不同肝癌亞型和不同轉移表型可有不同的相關基因及蛋白譜，肝癌轉移相關的基因及蛋白還可從腫瘤血管和微環境去找，從而使肝癌轉移相關基因及蛋白質的尋找復雜化。還有資料提示，肝癌轉移潛能的獲得可能來自原發瘤階段，這樣就需要從內外病因入手。這就導致文獻報道的轉移預測指標不少，但成為臨床常規應用的不多;同樣分子治療靶點也難以確定。預期轉移預測指標能有70%的准確性就不錯了，同樣，治療的分子靶位也是相對的，因為很多是其他實體瘤所共有的。
展望21世紀，一級預防、早診早治、生物學特性將是進一步提高肝癌預後的關鍵。肝癌臨床研究任重道遠，需要基礎與臨床結合，而循證醫學是肝癌臨床研究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