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去一直相信社會是區分為階級的，很多人也一直有興趣觀察，是不是農民的孩子注定貧困，高官富賈的後代會有更大的比例進入社會上層。其實現代化的社會中更為常見的是另外一種劃分，就是圍繞著有爭議的問題，人們因為所處的情境不同或價值取向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陣營”。比如，同性戀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干細胞研究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婦女墮胎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等等。常常可以見到國外的媒體在這方面有繪聲繪色的大量報道，學術上也有很多專門的研究。如果有人覺得這不過是西方人過於富裕後的無聊把戲，那麼請考慮這樣的問題：你是乙肝病毒攜帶者嗎？如果是，你認為你有資格當國家公務員嗎？如果不是，你認為政府應當錄用他們進入公務員隊伍嗎？
公務員錄用體檢標准網上征求意見日前剛剛結束，據報道，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事部門第一次在網上公開征集意見，因而也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
這正是我們面對的一個重大社會爭議。之所以說是重大爭議，是因為這種問題打破和穿越了許多傳統的分類框架，幾乎無法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方法來解決。乙肝病毒攜帶者介於健康與不健康之間，這使他們在健康標准或不健康標准問題上備受擠壓，而這種標准就連醫學專家和法律專家也有意見分歧。此外，乙肝患者的社會權利問題和公平對待問題，無法簡單地歸類為科學問題或社會問題，農村問題或城市問題，教育問題或衛生問題。這是一個典型的跨領域問題。因此這意味著，不可以簡單生硬地將它“壓縮”為某一級政府的問題或某一個部門的問題。試圖用簡單的行政程序，依靠簡單的規章制度來面對這種問題，後果可能嚴重。浙江大學生周一超因為乙肝而失去錄取公務員的機會，竟憤而殺人，自己也被判處死刑，就是一個極大的悲劇和嚴重的教訓。
乙肝問題證明，不可能讓社會問題遷就政府的管理和程序，相反地，政府的管理和程序要“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復雜問題一時不容易解決，至少要使問題朝良性的方面發展。在這裡，政策過程的民主化比恪守行政程序更重要。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從國家人事部和衛生部修訂公務員體檢標准的過程中看到了非常積極的跡象，即政府、專家和社會公眾力量之間的相互制衡與良性互動。
從有關的報道來看，乙肝維權第一人張先著的訴訟案，數千人就乙肝患者所遭遇的社會不公現象聯名上書政府高層，形成了強大的民意推動力。國家人事部由此而積極推動對公務員體檢標准的修訂，在這個過程中，中華醫學會兩次召開專家討論會，就相關標准展開激烈的辯論。由此形成的修訂標准，曾在網上廣泛征求公眾的意見。從網絡的論壇中可以看到，輿論對此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無論從醫學角度還是從社會角度，乙肝問題的解決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是，只要已經開始形成的這種良性互動不是一時的孤立的個案，而是政府改革的新起點，那麼我們就能在復雜的社會問題面前保持一種樂觀。在這當中，至少有幾點需要強調。
首先，面對各種有爭議的社會問題，應該提倡爭論。隨著社會利益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是不能靠“思想統一”來解決的。在乙肝問題上，許多地方政府在沒有任何爭論的情況下而形成的體檢標准，反而是站在社會偏見一邊，至少是客觀上默認了偏見。
其次，政府的社會政策要以公民權利的保障為要旨。這要求政府部門的政策和規章制度不能夠只是以自己的管理方便為前提，而要非常仔細地考慮可能涉及到的公民權利問題。
再次，對待重大的爭議問題要有開放性的態度。因為我們的認識都有局限，誰也不能保證我們現在的認識就一定是真理，因此，需要有不斷評估政策的程序，需要有政策改革的開放性空間。在這樣的程序下，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發生走極端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