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乙肝治療已進入平台期，如何在此基礎上有所突破，使乙肝患者獲得國際推薦的最優治療、增加治療的可及性，已成為肝病醫生肩負的社會責任。
北京友誼醫院賈繼東教授是一名兼具臨床醫學知識、公共衛生思維和衛生經濟學視野的醫生，並在近年積極參與國家相關部門及世界衛生組織(WHO)肝炎公共衛生項目和乙肝指南制定，為改善患者治療的可及性奔走呼吁。
本報記者就我國乙肝疾病負擔、治療現狀與問題、可能解決的辦法對賈教授進行了采訪。
《論壇報》：我國乙肝疾病和衛生經濟負擔如何?
賈繼東：我國現有9000多萬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其中約2800萬為慢性乙型肝炎。近年，乙肝在我國法定傳染病報告發病排序中一直位居前三，每年發現報告乙肝患者百萬人左右。
由於乙型肝炎為慢性感染，病毒很難清除，因此隨著時間延長，即使不發生新的病例，已有病例逐漸積累，經過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漫長過程，今後數十年內乙肝相關疾病負擔仍然比較嚴重。在過此高峰後，疾病負擔才可能降低下來。
事實上，與之相對應的經濟負擔，也非常嚴重。慢乙肝、肝硬化和肝癌的治療花費都在逐漸遞增，加上我國人口基數大，乙肝發病率較高，所以面臨很大的衛生經濟學負擔。
《論壇報》：我國乙肝診斷和治療現狀如何，與國際推薦治療方法是否存在差距?我國乙肝患者治療藥物的可獲得性和可支付性如何?
賈繼東：我國乙肝治療指南在過去5~10年中變化不大。在乙型肝炎治療方面，國際上有的藥物，我們國家都有。但在我國乙肝治療實際中，由於價格因素、醫生認識以及政策(醫保報銷、藥品價格)等各方面限制和影響，導致我國臨床實際應用的藥物與國際上有所差別。國際強力推薦的高效、低耐藥藥物是恩替卡韋和替諾福韋，而我們國家，像替諾福韋剛剛獲批，還未進入醫保，導致使用比例很少，僅為1%~2%;恩替卡韋近年使用比例在逐漸增多，也僅占1/3左右;而其他國際上明確不推薦的藥物在我國仍然占據50%以上的市場份額，這點是與國際上最大的差距。
關於可支付性問題，目前乙肝治療的大部分藥物在醫保范圍內，但不同省份的報銷比例差別比較大、且大部分患者在門診接受治療。由於門診報銷費用限制，即雖然在醫保范圍內有一定報銷比例，但還有封頂效應，北京門診報銷費用為2萬元，有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則不到2000元，甚至沒有，這導致乙肝臨床治療存在很大問題。
對於廣大新農合覆蓋的患者，治療中的問題更是較多，門診報銷比例很低，有地區甚至不能報銷。
此外，對於丙肝患者，既存在可獲得性問題，也存在可支付性問題。所有的口服小分子化合物在中國都沒有批准上市，所以根本無法獲得。並且，如果按當前西方國家價格，中國患者根本承擔不起。
《論壇報》：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當前我國病毒性肝炎防治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
賈繼東：從預防角度看，我國乙肝預防做得比較好，在乙肝疫苗接種方面取得很大成績，整個人群乙肝表面抗原(HBsAg)陽性率由1992年的9.75%下降至2006年的7.18%，這幾年可能還在繼續降低，5歲以下人群HBsAg陽性率已降低在1%之內，提前達到WHO西太平洋地區的2017年防控目標，這是非常好的一面。
另一方面，由於我國人口基數大，過去慢乙肝流行率高，現存的慢乙肝患者人數還是巨大的。慢乙肝患者至少是兩三千萬，其中每年新發肝硬化近百萬，肝癌約30萬。對於這批巨大人群，若未接受有效治療，則將導致更多的治療花費。相反，若經過有效治療並穩定在慢乙肝階段，則可減少肝硬化、肝癌發生率，不僅有助於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延長生存期，而且從衛生經濟學角度來講，也很合算。
然而，當前我國並沒有針對病毒性肝炎治療的全國性策略，或者公共衛生項目，再加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和醫保報銷政策的差異，導致乙肝治療率低，即使已經接受治療的患者也沒有選擇國際公認的最優治療方案，使得治療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今後若干年，乙肝疾病負擔不可能很快減少。國外經驗證明，有效的預防和治療方法+大規模的治療患者，才能降低疾病負擔;單純有效的藥物而缺乏有效的組織動員和醫保覆蓋，人群治療比例太低，也不可能很快降低疾病負擔和衛生經濟學負擔。這可能是我國面臨的問題。
對於乙肝，我們不能把其當成一個普通的疾病，而應該從政府和宏觀衛生經濟層面、發展穩定的角度考慮，設立專門的公共衛生項目，或者專門的報銷政策和治療計劃，有計劃的根據輕重急緩，首先選擇最迫切需要治療的人群，迅速阻斷疾病進展，再逐漸擴大治療人群，從而經過幾年或者幾十年的努力，真正把乙肝疾病負擔降低下來。
《論壇報》：最後，請您談談乙肝治療相關政策的推進情況。
賈繼東：據悉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參會代表也在積極議論和討論此事，國家也正在開展相關調研工作。但目前為止，相關政策還在醞釀和討論當中。此外，國際社會和WHO也在積極協調和促進這件事情。
我認為，這件事情盡管是由政府主導，但也需要企業界的積極配合、民間團體和整個學術團體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NGO)等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我們可以借鑒國際成功經驗，通過政府談判等各種措施，達到：第一使患者盡快得到最好的治療藥物，第二能夠大幅度降低藥品價格，實現政府能夠支付得起、企業也能得到應有回報的多贏局面。
此外，像結核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IDS)都具有國家層面的統一政策，而肝炎尚未出台類似政策;並且我國新藥審批、定價和准入、醫保政策制定等工作，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門，因此很難協調並且形成高效統一的計劃。盡管大家都意識到新藥審批慢、藥物價格高、納入報銷難等問題，但是又感到無從下手。
當前，中國乙肝治療處在一個比較尴尬的境地，發達國家醫療模式並不適合我國國情，而發展中國家使用的強制許可等藥品降價機制(如駁回某些專利注冊，並由指定國內藥廠生產，從而大幅度降低藥品價格)等，也很難在我國廣泛采用。
中國社會正處在巨大變革期，醫療體制改革在逐年深入，借鑒國際經驗，最終形成政府主導，藥企、學術界、民間團體協同發力的模式，是提高藥物可及性和可支付性從而減輕疾病負擔和經濟負擔之本。
